原创

主要看人心;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40多公里,共设了3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慈禧随即想,列强之中最强的,无过于英吉利国。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吴佩孚这两封通电拿捏的时机极佳。他第一封通电传及全国,把气氛先造出来,别人信不信通电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埋下伏笔。他自忖自己的身份地位,皖系必不敢对自己下手;而第二封马电的通电范围却只限于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目的是把段祺瑞的视线往冯国璋和曹锟那儿轰。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1907年,邮传部下发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否则就要退还。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的内容,审查要更加严格。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违背字样”,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有这么一个说法,代表中国近代小说最高成就的是所谓“双城记”,意即钱钟书的《围城》和沈从文的《边城》。1928年,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很看重他才华的胡适邀到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然而他本性木讷内向,不善言辞,小说写得好,教学却非其所长。当时胡适给他上一次课的酬劳是大洋6元,可沈从文生怕迟到,紧张到第一次上课花了8元钱雇了包车匆忙赶去。课讲的也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引得台下女学生们笑声一片。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注2:绿气炮其实就是指毒气炮,又叫列低炮,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4英寸口径毒气武器。炮弹内装有高浓度氯气,一放则满天绿烟弥漫,所以又叫绿气炮。八国联军登陆时,英国人特意从南非运来两门列低炮,打天津的时候用过,威力奇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就这么日积月累,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舆论一起,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冉冉升起。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皖系反击,直系坐视,大家以为这为吴佩孚最多翻腾起一朵浪花,就沉下去了。可惜他们全都小看了这个小师长玩通电的手段。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盛宣怀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等到旱线移交完毕,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大北公司若是再闹,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论功业,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还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张裕葡萄酒厂。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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