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是个平凡的人,

如前文所叙,惠斯通所发明的五针电报机天生就有字母缺失这么一个致命缺陷,这个弱点在哈丁凶杀案中暴露无余。虽然这款机器因哈丁案曝得大名,却始终无法真正广泛流行起来。惠斯通曾经下过大力气进行过改进,可惜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他的改进工作治标不治本,一直无法根除。
清末有一位大诗人叫黄遵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此人虽然出身书香官宦门第,国学素养深厚,且在清廷身居要职,却没有晚清大部分官僚的迂腐之气,思想十分开明。他跟随何如璋去日本做过参赞,去美国、英国、新加坡当过外交官,还亲自编撰《日本国志》、办《时务报》,经历丰富,见识广博,思维活络,这在清末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莫荣新、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纷纷不吝声援。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吴佩孚更不客气,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吴佩孚接到这封电报,久久无语,遂放弃了说服张宗昌的打算。可见这吴秀才遇见兵,也有说不清理的时候。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这一篇好电文,陈宦却怎么看怎么心虚。因为他对袁世凯始终怀有畏惧,这次站出来公开反对,更是底气不足。结果无论电报草稿反复修改,他总是觉得不妥。其实根本不是电文有问题,而是他自己心里有鬼。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和二弟一同考中秀才,一向以诗书持家的盛家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志得意满的盛宣怀未曾想到,他的科举之路已经于此断绝了——之后盛宣怀曾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相反,考场之外的另一片天地等着他去开辟。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在清末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关于密电的失误,以致于差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畏罪潜逃,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话说民国初年,苏州城九如巷住着一家名门,家主名叫张冀牖,又名张吉友。说起张家的先祖张树声,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淮军将领,李鸿章属下重臣,积功升至两广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手创“树字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平定朝鲜壬午政变的吴长庆等名将都出自他的麾下。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焦头烂额。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分别攻向广西、贵州和四川。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由蔡锷亲自挂帅。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不敢怠慢,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打败蔡锷。为了壮他的声势,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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